摘要：在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引发的数字化、智能化工业革命背景下，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升中国在国际竞争格局中地位的战略要求。企业是新质生产力的载体和关键主体。新质生产力的管理学本质是企业敏锐感知与迅速应对外部制度、技术和市场变化，抓住机会，有效整合、构建和重新配置内外部资源，革新企业战略，用更适应环境和效率更高的动态能力替代原有动态能力，以获得并保持持续竞争优势。创新在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远超前几次工业革命，是推动企业资源更新配置、形成动态能力的核心驱动力，贯穿于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全过程。可按新质生产力的管理学本质构建“环境-制度-资源”的基本分析框架，分析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管理学本质；环境基础；制度基础；资源基础

一、引论

2023年7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黑龙江、浙江、广西等地考察调研时提出了“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生产力作为人类改造自然以获取物质资料的实践能力，反映了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

新质生产力由基于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新工业革命而催生、发展。14世纪到16世纪的手工工场和租地农场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在欧洲出现，新的生产方式带来了生产力的提升，马克思将16世纪欧洲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之后由于生产方式变化所形成的生产力称之为新兴生产力。相应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前的生产力则为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针对工业革命对生产力带来的革命性跃迁和发展而言。先进生产力是通过工业革命来体现和实现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工业革命的时代特征。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技术条件。当主导制造系统的技术经济特征发生根本性变革时,新的制造范式取代原有的制造范式并得以大规模运用,这标志着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到来。纵观工业革命演进史，每一次工业革命在带来新质生产力的同时，也会使上一次工业革命所形成的当时的新质生产力成为传统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看，新质生产力具有动态性。新的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给中国提供了重要的机会窗口，中国在各个领域中已经取得的发展成就也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全面参与智能化的工业革命、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就是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情境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新质生产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是依据中国的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的变化所提出的重大战略判断和战略要求。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约束条件变化和适应国际竞争新格局的要求，对于解决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是推进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同时，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可以为提升发展中国家在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为全球经济增长并形成新经济增长极提供中国贡献。

从已有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看，学术界以新质生产力为研究对象，从多个层面、多个视角研究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与理论逻辑、基本特征、实现路径、制度保障、新型生产关系、战略价值，等等，也讨论了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创新、经济高质量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未来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等的关系。但是，从企业层面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不够充分，尤其是从管理学的视角对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还有待于加强。

企业是新质生产力的微观载体，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主体。如果说新质生产力的经济学本质是相较于传统生产函数更为有效的生产函数，制度创新既推动技术创新，还驱动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流向效率更高的技术和产业领域，进而提升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那么，新质生产力的管理学本质是什么？围绕新质生产力的管理学本质，可以建立什么样的管理学分析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下，哪些核心命题需要研究？本文将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二、新质生产力的管理学本质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提出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背景首先是技术革命性突破，这意味着企业发展的技术环境、技术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且在可接受成本甚至更低成本、效率更高的条件下在制造业和其他工业领域得以广泛应用，并逐步向经济社会的其他领域溢出。全面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使得新的制造范式正在渐进地替代原有的制造范式成为主流制造范式，形成了数字化、智能化的工业革命。新的工业革命为经济从高速度发展范式转为高质量发展范式提供了技术条件，也为传统生产力的发展路径转变提供了技术条件，更为企业高速度发展范式转向高质量发展范式甚至是高质量的高速度发展范式提供了技术条件。人工智能、大数据、超级宽带、激光技术、云计算、边缘计算、区块链、数字制造、工业机器人、3D打印、新材料等一系列新兴制造技术、使能技术和制造工具，形成全新的制造系统，制造范式发生了革命性、颠覆性变化，形成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和自动化的智能制造。智能工厂可以自主优化生产，提高效率和质量；利用数字技术和柔性制造系统，实现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生产，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制造商不仅提供产品，还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如远程监控、预测性维护等，从而创造新的价值，形成服务型制造；利用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实现设计、生产、供应链等环节的网络化协同，提高整体效率；注重可持续发展，采用节能环保的生产方式，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通过数字化模拟和实时数据分析，创建产品、生产线乃至整个工厂的数字孪生体，用于优化设计和生产；利用3D打印技术实现快速原型制造和小批量生产，提高设计灵活性和生产效率。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和广泛应用，推动着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新业态、新领域和新赛道的兴起，推动着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促进新动能和新竞争优势的形成与发展，推动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也正在颠覆性地深度重塑企业的运营和商业模式，形成新的动态能力。

除了技术革命性突破外，企业战略性环境变化也倒逼着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采纳高质量发展范式。中国经济发展已从高速度增长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制度；贯彻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时代新要求。同时，国内外多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中美科技博弈越演越烈，面对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存的竞争新态势；全球范围快速推进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形成制造的新范式；社会主要矛盾、社会结构和公众期待发生变化，呈现出社会新背景；企业为摆脱“低端锁定”、“供应链脆弱性”、获取持续竞争优势、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所产生的内生新需求。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企业发展环境变迁的新情境、新集合、新趋势。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对于企业而言，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对战略管理的同一重大实践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的。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企业需要摆脱因过去经验和成功而形成的路径依赖，跳出“惯性陷阱”。这意味着要解决由路径依赖、资源惰性和惯例惰性等问题，打破基于以往行为模式和心智模式所导致的核心能力“刚性”柯达、诺基亚等公司发展中“成功反被成功误”的现象就是核心能力刚性的典型例子。。企业要及时识别和感知技术革命性突破和市场变化所带来的新机会，通过创新和创新性地配置生产要素，抓住发展机遇，实现技术水平、发展质量和运营效率的全面提升，以适应技术变革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并且要动态地重组、重新配置和更新内外部资源、能力、商业模式和运营流程等，使企业不仅能够抓住当前的机会，还能通过组织变革和战略调整与更新，适应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市场变化，以使企业获得和保持持续竞争优势，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新质生产力的管理学本质是企业动态能力更新。企业敏锐感知与迅速应对外部制度、技术和市场变化，有效整合、构建和重新配置内外部资源，突破既有的路径依赖和市场位势，革新企业战略，用更先进、更适应当前环境和效率更高的动态能力替代原有动态能力，以获得并保持持续竞争优势，提升以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的综合绩效。

在理论上将新质生产力抽象为企业动态能力转换，围绕企业动态能力转换与提升这一新质生产力的管理学本质，可以构建一个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的“环境-制度-资源”的新质生产力的管理学分析框架。

三、新质生产力的环境基础

战略管理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在动态环境中，企业如何动态匹配、重构和整合自身的资源和能力，进行战略更新，以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企业根据市场、环境和技术的变化，重新配置和更新内外部资源，这种建立和更新资源与资产的组织能力，即动态能力。动态能力包括了感知能力、抓住机会能力和重构能力，动态能力使企业能够敏捷地感知市场和环境的动态变化，适应外部变化，更新和重新配置资源，实现与环境的动态匹配，变革战略，从而形成持续竞争优势。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有着特殊的技术、经济、社会和国际背景，反映了其所处战略性、关键性外部环境的变迁。这些背景体现了企业环境、技术、制度和市场的转折性、跳跃性和非线性动态变化，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不定向性、动态性和复杂性。这表明企业正处于充满波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VUCA）的超竞争环境中，处于高度复杂和动态的旋涡环境（vortical environment）。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深嵌于当今世界快速变化与发展的技术背景和技术环境之中，这种技术背景主要体现在技术革命性突破与融合的数字化、智能化工业革命的大范围迅速推进，并且对经济社会形成了颠覆性的影响。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变革的核心动力。这一工业革命以新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为基础，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和5G通信等技术的广泛应用。这些技术的融合与创新，催生了新的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和产业形态，例如，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数字金融等，推动着经济社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传统制造业正经历着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制造范式发生着革命性变化，智能制造以信息物理系统（CPS）为基础，通过将先进的制造技术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柔性化和定制化。这种转型提升了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资源利用效率，满足了市场对个性化、多样化产品的需求，也推动了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在新的工业革命中，技术驱动的创新加速。在技术的推动下，创新过程变得更加快速和高效。技术进步给企业带来的新机会，新技术的引入、改进和应用，能够显著提高产品开发、商业模式创新和运营效率的速度，企业能够开发出以前无法实现的产品和服务。研发周期大为缩短，技术工具（如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帮助企业更快地进行市场调研、产品测试和改进，加速了从概念到产品的进程。技术创新的加速往往意味着通过自动化、数字化、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企业能够更快地适应市场变化，推出新的产品或服务，缩短市场反应时间。

随着革命性突破的技术的成熟和规模化应用，相关技术的成本不断下降，门槛降低。这使得中小企业也有机会应用先进技术，从而推动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提升。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和发展回应了社会对高质量生活的需求，向着经济社会的其他领域溢出，如医疗健康、教育、交通、环保等领域的技术应用，提升了公共服务水平，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格局中的地位，在全球范围内，科技竞争日益激烈，各国都将科技创新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投入大量资源支持关键技术和核心领域的研发，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政策，支持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发展。技术创新不仅关乎经济发展，也涉及国家安全和国际竞争力。企业需要积极参与技术创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有着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和国际背景。经济发展范式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高质量发展范式强调创新驱动、结构优化、绿色低碳和共享发展，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着产业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推进着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发展中也遇到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乏力、自主创新能力亟待提升等各种问题；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结构在深度转型，社会公众期望日益提升，科技伦理的要求与社会风险意识增强，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与推行，要求企业在新发展理念引导下，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交织，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着重大变化，相应地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贸易规则面临着重塑，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了挑战，全球供应链正在重构，全球价值链面临着升级与调整，全球治理与合作面临着挑战，企业在高端制造领域面临更强的国际竞争。

根据企业行为理论，企业是一种适应性组织，会受到无法控制的外部扰动或冲击。然而，企业内部拥有若干的决策变量，企业可以通过特定的决策规则对这些决策变量进行调整和控制，外部冲击与内部决策变量的不同组合将导致企业状态的变化。根据组织环境适应理论所提出的“刺激—反应—效果审查—适应函数修正”的模式，企业需要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敏锐的感知和分析。具体而言，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刺激）时，企业应及时作出响应（反应），然后评估该反应的效果（效果审查），并根据评估结果调整和优化自身的适应策略（适应函数修正）。这一循环过程使企业能够持续地调整自身，以适应环境的动态变化。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企业必须适应充满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动态环境，与环境共同演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互动共生、协同演进的结果，体现了企业对环境变迁的适应性反应和战略调整。在这一过程中，企业需要通过组织调适，实现与环境的动态匹配。这包括整合、构建和重构企业的内外部资源，突破原有的路径依赖和既有的市场位势，重新审视和调整企业的战略方向，通过资源的重构、战略的变革和创新，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提升自身的感知能力、抓住机会能力和重构能力，即提升动态能力以获得和保持企业持续竞争优势。

企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应当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些理念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指导和约束，确保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企业需要将价值理性前置，并将价值理性融入到战略制定和运营管理中，以助于形成和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并提升以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的综合绩效。企业动态能力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不仅体现在生产效率的提升和市场份额的扩大上，更体现在企业的创新能力增强、资源配置优化、对环境的友好程度提高以及对社会的贡献加大、在价值理性的约束和指导下，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四、新质生产力的制度基础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对于企业动态能力的形成和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而言，表现为制度供给。

制度作为企业动态环境中的关键变量，对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起着引导、约束和激励的作用。企业动态能力的形成与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企业与包括制度在内的环境互动共演的结果，体现了制度与组织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企业不仅是制度的被动接受者，还可以通过企业的行为活动主动影响和塑造制度环境。企业嵌入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影响着企业的运营、竞争优势和整体绩效。制度深刻地影响企业的战略、组织结构、分工模式和新技术投资，进而影响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根据制度基础观的战略管理理论，制度对企业，尤其是在转型经济体中的企业战略选择具有重大影响。制度显著影响着企业的行为和战略选择，构成了企业运营的“游戏规则”。企业的战略选择是制度与组织互动的产物，同时又反作用于制度和组织本身。企业的战略不仅由产业条件（产业基础观）和内部资源（资源基础观）决定，还受到制度框架的深刻影响，企业战略变革应同时考虑产业条件、企业资源和制度因素。为了获得并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企业必须形成和提升动态能力。然而，这种能力的形成和提升也受到特定制度框架下正式和非正式约束的影响。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应“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为设计的、规范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制度通过提供稳定的互动结构，减少了不确定性。制度由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执行安排构成。这三者的综合作用决定着经济绩效。企业动态能力的培养和提升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至关重要，而制度是企业需要与之共同演进的最重要环境因素，对企业资源的更新和重新配置具有关键性和战略性的影响。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化，必须考虑人类在一定生产关系下如何实现新质生产力这一物质生产力量，需要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各国为推动制度的创造性毁灭所表现出的变革能力差异。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动态能力的更新，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显著地依赖于制度。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形成，现代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形成和发展本身就是制度变革的结果。所有权制度、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构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为现代新国企和民营企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执行机制是企业发展最基础、最具战略意义的制度安排。企业动态能力的形成与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受到基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一系列相关制度的完善程度和执行力度，以及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执行机制的变革方向和进程的影响。这些制度的完善与变革并非企业能够自主决定，而是依赖于企业外部整体的制度变革方向和改革进程。

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和结构。上层建筑通过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来规范和维持经济社会秩序，并通过制度执行机制确保这些制度的有效运行。这种相互作用和反馈机制共同推动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变革，助力企业动态能力更新与提升，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理解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各类制度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深入分析企业动态能力更新与提升、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基础和外生动力。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执行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生产关系紧密相连。它们共同构成了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制度环境，影响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进步。正式制度是具有强制性、普遍约束性、可执行性的显性的法律、法规、政策或规范性文件等明确规定的规则和规范；非正式制度是具有非强制性和不成文特征但被广泛遵循的、隐性的非正式规则与约束。诸如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思想观念、行为准则、社会礼仪、信仰、认知和文化传统等意识形态，虽非强制、非显性、非成文，但会对经济主体的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与影响。企业动态能力的形成与更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需要正式制度的保障，更需要非正式制度的支持；制度执行是指确保制度得到遵守、落实和实施的过程与机制，有效的制度执行对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都很重要，否则制度可能形同虚设。

正式制度中的法律、法规、政策或规范性文件通常规定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产品分配的方式和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直接体现了社会的生产关系。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式制度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非正式制度是普遍存在的，非正式制度也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影响并受制于生产关系。非正式制度中的传统观念、文化和习俗可以影响生产关系的形成和演变，影响正式制度的落实。

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安排有着正向或负向的影响。例如，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落实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现有正式制度安排的规则、基本方向与目的。民营企业的合法性有着正式制度的保障。然而，“有的人提出所谓‘民营经济离场论’，说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使命，要退出历史舞台；有的人提出所谓‘新公私合营论’，把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曲解为新一轮‘公私合营’；有的人说加强企业党建和工会工作是要对民营企业进行控制，等等。这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党的大政方针”。在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劣势，包括隐性规则、要素获取困难、路径锁定等。市场准入中存在“暗规则”，军民融合领域存在“中梗阻”，在要素分配上存在“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现象。同时，社会对民营企业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偏见。这种非正式制度会对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和预期产生不利影响。非正式制度是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它们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形成对正式制度及制度执行的正向或负向的影响。

制度执行是确保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效运作的关键环节，其效果直接影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有效的制度执行可以巩固现有的生产关系，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制度执行不力可能导致对正式制度安排的生产关系的负向影响。制度执行的公正性和效率影响着经济主体对正式制度的信任和支持。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现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可能不再适应，需要通过制度变革来促进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

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执行作用的信号与效能共同构成了矢量式的制度合力，即为这三者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信号和效能的综合结果。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合力方向，是两者合成后的方向。若两类制度不共线，合力方向会偏离正式制度的方向；若共线且方向相同，制度效能可能是两者效能之和；若共线但方向相反，效能可能是二者之差，合力方向与效能较强的制度一致；若两者效能相等且方向相反，合力为零，即无法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不同步，甚至非正式制度变迁滞后于正式制度变迁，导致二者协同性不足；而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心理暗示效能往往大于正式制度。当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信号不一致时，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制度信号采纳通常会遵循稳健原则来决策。

为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坚持已经被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的实践所证明的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与科技体制的改革，建立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消除不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和提升的生产关系方面的卡点堵点，使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各载体顺畅流动与汇集。

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为了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与提升，适应经济基础的变革，还需要对上层建筑进行调整。首先，要进行立法情境转换，要将规范调整前几轮工业革命情境下主体行为的法律制度延展到规范调整数字化、智能化工业革命情境下主体行为的法律制度，比如，网络安全等新兴领域需要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适用上一轮工业革命情境而不适用于智能化工业革命情境的原有法律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以利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其次，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策和制度保障。充分发挥制度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保障作用，例如，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机制的优化、企业治理结构的改革等，都是促进新质生产力成长的重要的因素。这些制度变革有助于激发企业和个人的创新活力，推动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生产关系变革中面临的一些重大挑战也需要通过制度变革、制度安排来解决。同时，要对劳动制度进行适应性变革。随着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劳动市场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机器人和智能系统的引入、生产中人脑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协同，不仅改变了劳动者的技能需求，还引发了对劳动法律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重新审视。第三，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在数字化、智能化时代，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劳动市场的需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高技能和高素质的劳动力成为发展的关键。高等教育的发展、人才培养模式需要适应这一变化，确保劳动力市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求相匹配。第四，要营造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的社会预期、社会支持和社会参与的环境。要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第五，形成适应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社会文化。“在制度的发展过程中，面对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先进文化的持续性往往会直接导致非正式制度变迁与正式制度变迁的不同步，阻碍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制度的形成”。社会文化环境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性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至关重要。

为形成和提升企业动态能力，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制度需要具备“立得牢”“放得活”“管得住”“担得起”“撑得稳”“落得地”“同得步”的功能。“立得牢”的制度是为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公平的市场环境；“放得活”的制度是为激发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生动力；“担得起”的制度是为增强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能力；“管得住”的制度是为确保企业健康有序发展；“撑得稳”的制度是为坚定企业的发展信心和预期；“落得地”的制度是为保证制度的有效执行；“同得步”的制度是为促进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协同。

1.“立得牢”的增强企业发展公平性的基础性制度。这类制度可为企业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的市场环境，减少制度性成本。这类制度可包括：市场准入公平制度、产权保护制度、公平竞争制度和税收公平制度等。取消不合理的市场准入限制，确保各类企业在进入市场时享有平等的机会。健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准入制度和标准体系，健全适应智能制造的标准体系和评估体系，推动我国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强化对企业产权、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建立健全侵权惩罚机制，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制定数字产权保护法规，建立健全适应智能制造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健全数据要素市场规则，完善数据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加强对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新兴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法律法规，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完善数字经济公平竞争制度，防止平台垄断和数据垄断；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确保企业在资金、土地、人才、技术等要素资源的获取上享有同等权利，健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保障企业平等获取和使用数据资源的权利，完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机制，确保各类企业公平获得创新资源；建立统一、公平的税收政策，避免对特定企业或行业的过度优惠或歧视；完善涉外经济法律和规则体系。

2.“放得活”的释放企业发展内生动力的激发性制度。这类制度可通过降低制度性障碍，激发企业的创造力和主动性，促进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这类制度可包括：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优化审批流程，降低企业合规成本；提供创新创业政策支持，如科技成果转化激励、创新型企业认定等，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完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完善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健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机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和支持政策，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支持机制，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充分发挥企业家作用；健全数字化转型支持政策，推动企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建立灵活的人才引进和流动制度，鼓励人才自由择业和企业灵活用工；促进知识产权的交易、许可和质押融资，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健全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制度环境，弘扬企业家精神；完善促进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法律环境和政策体系；健全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制度，完善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管理制度；完善支持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

3.“担得起”的提升企业发展能力的支持性制度。通过这类制度可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资源获取、动态配置能力，提升企业的持续发展能力。这类制度可包括：技术创新支持制度、金融支持制度、财税优惠制度以及其他一些支持性制度。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企业研发投入和技术改造，完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引导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拓宽融资渠道，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供信贷支持和融资担保，完善金融科技监管制度，规范发展金融科技；对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给予合规、普惠的税收优惠和补贴；健全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创新机制，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完善人才培养与引进制度，健全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完善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实施人才引进计划，支持企业开展员工培训和技能提升，支持企业培养和吸引高层次人才；健全企业国际化经营支持体系，提升企业全球竞争力；完善数字经济政策体系，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完善企业数字化转型支持政策，助力企业数字化能力提升；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支持机制，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实施产业扶持政策，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提供合规、普惠的政策倾斜和专项支持，完善新型举国体制。

4.“管得住”的维护企业发展健康性的规范性制度。通过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相应的产业政策、竞争政策、市场监管政策和管制政策（包括前瞻性的管制政策）等，建立严格的规范和标准，引导企业健康、有序地发展，防范经营风险，维护市场秩序。这类制度可包括：完善公司治理，提高经营透明度，防范和化解内部治理风险，提高决策科学性，健全以公司章程为核心的企业制度体系；完善企业科技伦理审查制度，规范新技术应用，引导科技向善、算法向善，完善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的法律法规，建立AI治理体系确保技术发展方向正确；健全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规范企业数据使用；加强企业合规建设和廉洁风险防控，强化企业财务和税务透明度和合规性，建立健全审计监督机制，防范财务风险，减少税收风险和财务不规范行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完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健全企业社会责任或ESG评价体系，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保护员工权益、推动企业绿色生产，实现可持续发展，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健全科技安全审查制度，保障关键核心技术安全；制定行业标准和合规指南，规范企业市场行为和商业道德，建立健全企业诚信档案，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建立和完善信用评级和信用管理体系，推动企业诚信经营，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

5.“撑得稳”的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的保障性制度。这类制度通过提供稳定和安全的经营环境，降低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强企业对未来发展的信心，鼓励企业实施长期投资和长期战略规划。这类制度可包括：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确保法律法规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增强企业对政策环境的信心，完善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机制，为企业发展提供稳定预期；健全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风险预警和保障机制；完善企业科技创新保险制度，降低企业创新风险；健全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完善社会保险和福利制度，减轻企业的人力资源负担；完善企业国际化经营风险防控机制，保障企业海外利益；健全新兴产业统计监测体系，为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建立健全政企沟通机制、舆论环境优化制度、政商关系规范制度、政务服务优化制度。

6.“落得地”的确保各项制度执行到位的落实性制度。通过强化制度执行，确保各项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正式制度真正惠及企业，避免制度“空转”，提升企业对正式制度的信任和依赖。这类制度可包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完善法治政府建设推进机制，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健全适应智能化、数字化发展的执法监管机制；加强对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制度落地生效，完善政策实施效果评估机制，及时调整完善相关政策；健全企业参与政策制定和评估的机制，提高政策针对性；完善政策执行监督机制，确保各项支持政策落实到位；健全政策信息公开和解读机制，提高政策透明度；完善政策落实督查考核机制，对政府部门和执行机构建立绩效评估，激励高效履职，完善政策落实的督查考核机制，强化责任追究；畅通企业对政策执行问题的投诉渠道，及时纠正偏差；健全政策实施的协调机制，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作，避免政策执行中的推诿和扯皮，实施对各类制度效能的一致性评价，提高政策执行的协同性；提高政策执行的透明度，定期公布执行情况和效果。

7.“同得步”的保持与正式制度协同的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渗透在社会文化、制度执行和企业行为中，影响着企业的决策和发展。要通过优化非正式制度环境，促进企业更好地适应环境，实现企业内外部资源的有效积累和动态匹配，实现与正式制度的良性互动。这类制度可包括：倡导、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创新文化，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弘扬企业家精神，提高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倡导工匠精神，培养高素质技能性人才，推动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引导、推动制造业企业工作岗位成为社会崇尚的工作岗位；完善网络文明建设制度，提高网络文明水平；培育数字化思维，提高全社会数字素养；倡导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构建新型举国体制的文化认同，凝聚创新发展共识；培育全球视野，增强国际合作意识和能力；倡导诚信、创新、合作的商业文化，提升企业软实力；健全行业自律机制，鼓励行业协会和商会制定自律公约，规范行业行为。

五、新质生产力的资源基础

每次工业革命都伴随着技术、管理和制度体系的深刻变革。这种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重构了国家和企业竞争力所依赖的资源基础与要素结构。企业成长乃至成为世界一流企业源于其在动态整合、构建与重构异质性战略资源方面所具备的出色动态能力。在动态的环境中，要求企业构建、组合和利用内外部资源来创造价值。战略管理理论认为，资源基础观及其基于此的核心能力理论具有静态特征，动态能力理论从演化角度解决了核心能力的刚性问题，扩展了资源基础学派的视野。尽管动态能力理论强调，企业需要在动态环境中与外界共同演进，通过资源的更新与重新配置来应对环境变化，然而，该理论并未否认企业动态能力的形成依赖于具有价值、稀缺、难以模仿且不可替代的资源，而是要求企业在动态环境中要克服资源刚性，持续进行资源更新和配置，提升企业感知能力(sensing）、抓住机会能力(seizing)和重构能力。企业异质性动态能力的构建在于其动态配置的资源是否具备异质性。尽管企业所处的环境在发生变化，但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所需的基本资源类型依然不变，只是随着技术革命性突破，资源内容、资源结构、资源配置以及制造范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如表1所示。

表1 历次工业革命中企业资源基础的演进（略）

在数字化、智能化工业革命中，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的资源配置过程，是实现企业高效运营和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通过数据驱动的决策、人机协作和资源整合，企业能够充分发挥智能化技术的优势，提升生产效率、创新能力和市场响应速度。同时，注重劳动者的技能提升和角色重塑，优化生产工具和产品服务，企业将在数字化、智能化时代中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竞争优势。

从生产力三要素的视角来看，在数字化、智能化工业革命中，企业通过引入智能技术、提升劳动者技能、优化生产工具与资源配置、促进人机协作、实现产品定制化、推动创新研发、构建柔性生产系统、实现可持续发展、优化生产组织等多方面的措施，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从而增强企业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实现动态能力的更新，为企业在智能化时代中取得持续竞争优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表2即列示了按生产力三要素划分的四次工业革命中企业资源的演进。

表2 按生产力三要素划分的四次工业革命中企业资源的引进（略）

数字化、智能化的工业革命使得企业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以及资源配置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如表3所示。企业利用AI算法优化生产流程，提高决策的精准度和效率。例如，通过预测性维护减少设备故障时间，提升生产连续性；部署智能机器人完成重复性、高风险或高精度的任务，释放劳动者从事更具创造性和战略性的工作；为员工提供定期的技能培训，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物联网等新兴技术方面，确保劳动者能够熟练操作和维护智能化设备；鼓励员工掌握多种技能，增强其在不同岗位间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提升整体劳动效率；引入先进的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智能传感器等，提高生产工具的智能化和自动化水平，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实施数据驱动的资源管理，实现更高效的资源配置，利用大数据分析和物联网技术，实时监控资源使用情况，实现资源的动态调配和优化，减少浪费，提高资源利用率；建立人机协作的平台，实现人脑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协同，使劳动者能够与智能设备无缝协作，共同完成复杂任务。例如，智能辅助系统帮助员工在装配线上提高工作效率，开发智能协作工具，支持团队之间的实时沟通与协作，提高项目管理和执行的效率；利用智能制造技术，根据客户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和大规模定制，提升客户满意度和市场响应速度，通过VR和AR技术，支持产品设计和用户体验的提升，实现产品与服务的高度融合和创新；增加对科技研发的投入，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的开发，保持技术领先优势，与高校、科研机构和其他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推动技术创新和应用；建立能够快速调整生产流程和产品种类的柔性生产线，适应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打造智能工厂，通过集成信息系统和自动化设备，实现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与优化，提升整体生产效率和响应速度；采用可再生能源和高效能源管理系统，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影响，实现绿色制造，推广资源循环利用和废物再利用，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浪费，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基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网络化生产体系，实现跨地域、跨部门的资源共享与协同生产，采用自组织系统，通过智能算法和自主决策，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优化和资源配置的实时调整，通过优化组合，企业能够更快地响应市场需求和变化，提升市场竞争力，建立持续改进机制，根据市场反馈和技术发展不断调整优化策略，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

表3 数字化、智能化工业革命中生产力三要素及其资源配置的变化（略）

在智能化工业革命中，创新是推动企业在动态环境中更新和重新配置资源以形成与提升动态能力、获得和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核心驱动力，创新能力成为企业的关键资源。通过技术创新、培养持续学习的文化、商业模式创新和数据驱动决策，企业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动态能力，从而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保持持续竞争优势，实现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甚至是高质量地高速度发展。人工智能（AI）、大数据分析和物联网（IoT），使企业能够更有效地重组其资源基础。这些技术促进了对资源利用情况的实时监控和分析，使企业能够识别资源利用效率，并将资源动态重新分配到需求更高或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领域。人工智能和数据驱动的创新可提升企业知识学习与积累的效率，为企业利用外部记忆资源、扩展作为企业知识管理体系的交互记忆系统提供了条件，更为企业提供了强大的决策支持系统，提升了资源分配决策的准确性和速度，能实现更精确和动态的资源配置，使企业能够预见市场趋势，并主动调整其资源配置。数字技术、数据使用的创新对于实现更灵活和响应更迅速地资源管理有着重要作用，能够促进企业资源与动态市场更好对接，提升运营效率。商业模式创新使企业能够通过探索新的收入来源和利用外部合作伙伴关系来多元化其资源基础。例如，基于平台的模式使得合作伙伴网络之间能够共享资源，增强了企业对市场变化的灵活性和响应能力。创新使企业在必要时能够调整其战略方向，重新配置其资源和流程，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

为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提供的“技术革命性突破”本身就是技术颠覆性、突破性系统创新的结果，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还需要主要基于技术革命性突破的创新成果的持续创新，创新始终贯穿新质生产力发生、发展的过程。无论是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新业态、新领域和新赛道的兴起的过程，还是基于技术革命性突破而创办的新企业，或是传统领域企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都是基于技术革命性突破的创新成果，也都需要场景创新和持续创新。尽管每一次工业革命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也都是技术革命性突破所引致，也都是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新业态、新领域和新赛道的兴起过程，尽管每一次工业革命中新企业的创办、传统领域企业的转型升级也都需要情境性创新或持续创新，但在数字化、智能化的工业革命中，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中，对创新的依赖程度远高于之前的历次工业革命。

与机械化、电气化和信息化的工业革命相比，数字化、智能化的工业革命中创新起主导作用，创新对于企业异质性资源积累和动态配置更为重要。1. 数字化、智能化工业革命的技术核心从硬件转向软件和算法。机械化的工业革命中以蒸汽机和机械设备的发明为主，技术创新主要体现在机械装置的改良；电气化的工业革命中以电力的应用和电气设备的开发为核心，技术进步集中在电力传输和电气设备制造；信息化的工业革命中以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为标志，信息处理和传输技术得到提升；在数字化、智能化的工业革命中则以软件、算法、数据处理和人工智能为核心，这些领域高度依赖于创新。硬件不再是唯一的技术瓶颈，软件和算法的创新决定了技术的先进性和应用的广度。2. 更新迭代速度加快。数字技术的发展速度呈指数级增长，新技术、新产品层出不穷。与之前的工业革命相比，创新周期大为缩短。3. 创新成为主要竞争力。传统的资源和规模优势已不足以支撑和维持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企业和国家需要具有持续的创新能力才能保持竞争力，形成持续竞争优势。创新成为获取市场优势和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企业需要通过创新来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适应技术趋势。4. 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推动了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比如，制造业与互联网技术的结合，医疗领域引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交通系统与物联网和AI技术的融合，等等。这种跨领域的融合需要大量的创新，推动新的商业模式和应用场景的产生。5. 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数据在新的工业革命中成为新的生产资料。对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应用需要创新的方法和工具，才能充分发挥其价值，这使得数据驱动的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6.商业模式实际成为企业的资产。基于数字化、智能化的商业模式创新为企业创造客观的价值。7.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和市场竞争加剧。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更加个性化、多样化，传统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企业需要通过创新来快速响应和满足这些变化。同时，国内、国际的市场竞争加剧，企业必须通过创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以保持市场位势，创新是应对市场变化和竞争压力的有效手段。7. 生态系统的构建与竞争。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竞争不只是企业间的竞争，更是生态系统间的竞争，创新不仅涉及单一企业、单一产品或服务，还包括构建完整的生态系统。这需要多方协作和持续的创新投入，才能实现协同效应和长期发展。8. 创新成为国家竞争的焦点。创新关系到各国参与新工业革命的广度、深度和强度，关系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而新质生产力关系到各国在国际竞争格局中的地位。各国政府纷纷将创新视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政策、资金和环境支持，鼓励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进一步凸显了创新在国家发展中的主导作用。9. 应对社会和环境挑战。这一轮工业革命发生、发展时，正面对环境保护、资源短缺、人口老龄化等全球性问题，需要通过创新找到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具有巨大潜力。

创新在组织内部培养了持续学习和适应的文化。通过鼓励试验和采用新技术，企业发展出迅速应对环境变化和新兴机会的能力，企业的资源和能力并非刚性，有着能力的创生、发展、成熟和衰退等阶段。企业需要持续创新，以推动能力的更新、保持和发展，创新实践为战略重构提供了基础，使企业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竞争环境重新调整其战略资产和能力，这种战略敏捷性是动态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通过资源的动态分配和动态能力的持续发展，创新有助于企业在数字化、智能化的工业革命中提升动态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有效应对干扰，抓住新机会，在数字互联的市场中保持持续竞争优势。

结语

在数字化、智能化工业革命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企业是新质生产力的载体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主体。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是企业形成和提升动态能力的过程，是企业在快速变化的技术、制度、社会、市场和国际环境中重构、整合内外部资源，从而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过程。新质生产力的管理学本质是企业动态能力的更新，即企业敏锐感知与迅速应对外部制度、技术和市场变化,有效整合和重新配置内外部资源,突破既有路径依赖和市场位势,革新企业战略,用更适应环境和效率更高的动态能力替代原有动态能力,以获得并保持持续竞争优势。依据企业动态能力理论的核心要素构建新质生产力的“环境-制度-资源”分析框架。企业动态能力的这三个核心命题包括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三个关键基础：

一是环境基础。企业必须适应包含技术革命性突破、经济社会转型和国际形势变化在内的复杂环境，与环境共同演化，实现资源动态匹配。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有着特殊的技术、经济、社会和国际背景，反映了企业所处的战略性、关键性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互动共生、协同演进的结果，体现了企业对环境变迁的适应性反应和战略调整。新质生产力的质优，企业动态能力的提升，不仅体现在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形成和保持上，不仅体现在企业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升上，更体现在企业的发展符合新发展理念，企业的创新能力增强、资源配置优化、对环境的友好程度提高以及对社会的贡献加大、在价值理性的约束和指导下，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二是制度基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有合意的制度供给和合意的政策环境，形成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以及相应的上层建筑。制度供给的目的是要有利于企业动态能力提升。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对于企业动态能力的形成和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而言，表现为制度供给。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受着制度的引导、约束和激励。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企业与包括制度在内的环境互动共演的结果。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和结构，上层建筑通过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来规范和维持经济社会秩序，并通过制度执行机制确保这些制度的有效运行。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供给要具备“立得牢”“放得活”“管得住”“担得起”“撑得稳”“落得地”“同得步”的功能，且要推进制度协同，包括推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同步演进，提高制度执行效能，不同类别制度的效能应保持一致，且不能相互替代。要实施不同功能制度的一致性评价，从而为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制度保障。

三是资源基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依赖于企业具有价值、稀缺、难以模仿且不可替代的资源，并在动态环境中克服资源刚性，持续进行资源更新和配置，提升企业感知能力、抓住机会能力和重构能力。尽管企业所处的环境在发生变化，但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所需的基本资源类型依然不变，只是随着技术革命性突破，资源内容、资源结构、资源配置以及制造范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在数字化、智能化工业革命中，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的资源配置过程，是实现企业高效运营和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

创新在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远超于前几次工业革命。创新是推动企业资源更新配置、形成动态能力的核心驱动力，贯穿于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全过程。与前几轮工业革命相比较，创新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性有着新的特征：创新起主导作用，技术核心从硬件转向软件与算法；更新迭代速度加快，创新周期显著缩短；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创新推动了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推动新的商业模式和应用场景的产生；数据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驱动的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要求；企业需要具有持续的创新能力才能保持竞争力；生态系统竞争成为新竞争范式，创新不仅涉及单一企业、单一产品或服务，还包括构建完整的生态系统；创新成为国家竞争的焦点，创新在国家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创新在应对社会和环境挑战中起着关键作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对于应对诸如环境保护、资源短缺、人口老龄化等全球性问题有着巨大潜力。

(本文刊发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作者黄速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有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使命和任务研究”（23ZDA036）的阶段性成果。)